"營改增"需進一步劃分，可考慮按行業

山東百丞稅務咨詢有限公司總經理朱自勇談營改增和房產稅 楊春衛 攝

山東財經大學財政稅務學院副院長李森（中），山東百丞稅務咨詢有限公司總經理朱自勇（右），山東中匯稅務咨詢有限公司副總經理馬永文（左）做客大眾網談營改增和房產稅 楊春衛 攝

山東財經大學財政稅務學院副院長李森談營改增和房產稅 楊春衛 攝

　　大眾網濟南1月15日訊（記者 姜洋）昨晚，山東財經大學財政稅務學院院長李森、山東百丞稅務咨詢有限公司總經理朱自永、山東中匯稅務咨詢有限公司副總經理馬永文參加大眾網省“兩會”特別欄目“場外觀察團”，圍繞“營改增”這個話題進行了深入討論，李森提出，“營改增”擴大征收行業范圍是必然趨勢。

　　“營改增”有利加強稅收征管鏈條，擴大行業范圍是必然趨勢

　　山東財經大學財政稅務學院副院長李森認為，“營改增”首先是一種稅制結構的調整，特別是對流轉稅的優化和調整。“營改增”產生最直接的影響就是流轉稅制將簡化。“營改增”以后，主要的稅種是增值稅，另外一個就是消費稅。

　　李森說，之所以說“營改增”以后有利于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和調整，是因為以前第三產業主要征營業稅，第三產業給一二產業提供服務，一二產業將不能獲得抵扣的發票，重復征稅的問題不好解決，另外也不利于出口退稅。

　　實行“營改增”改革以后，有利于協調一二三產業之間的產業關系，有利于產業結構的優化，也有利于加強稅收征管。增值稅采用扣退法，銷量稅額減進項稅額，一個單位的銷量稅額就構成另外一個單位的進項稅額。“營改增”以后，有利于加強稅收征管的鏈條，防止稅收收入的跑冒滴漏。

　　從2014年開始，鐵路運輸和郵政通訊業務已經納入“營改增”的范圍。隨著時間的推移，會有越來越多的行業，原來征營業稅的行業納入增值稅的范圍。對此，山東中匯稅務咨詢有限公司副總經理馬永文認為，考慮到增值稅鏈條不完整，希望能夠更快推進行業范圍擴大。

　　“營改增”并非讓所有企業減負，鏈條科學合理為基本

　　我省首輪“營改增”初見成效，減稅效果明顯。但在某些行業，稅收不見反增。山東百丞稅務咨詢有限公司總經理朱自永就直接感受到了這種差異。“原來我們交營業稅，要交5%，現在營業稅改成增值稅之后，我們要交6%。但是相應的抵扣項太少，我們抵扣不了多少東西。像我們這種咨詢機構，會有一些員工出差購置的一些辦公用品，還有汽車出差的汽油費，還有買一些打印紙，就是說在辦公室里辦公，這是可以抵扣，但是量非常少。所以后來我們算過，我們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對我們這個行業來講，這些都是很現實存在的問題。”

　　朱自永說，與咨詢機構相比，還有增加額度更厲害的，那就是物流行業。運輸企業也是大幅度增加。運輸企業原來征3%，現在改成11%。它的抵扣項就更少，本來稅收在設計的過程中，考慮到可能有些運輸企業會買汽車，能抵扣進項稅，但是大的運輸企業這方面的采購都已經完成了，所以稅負增加非常明顯。

　　馬永文認為，“營改增”并不是讓所有的企業都降低稅負，但是從合理稅負、公平稅負方面來講，整個鏈條更加合理。同時，因為它對大部分行業都實現，有了增值，賺到錢，只對賺錢的這部分來交稅，這確實是比較合理的。而且現在國際上規定對營業稅不好設計退稅，但是對增值稅免稅、零稅率退稅是非常好處理和設計的。從總體上公平稅負、降低稅負，來推進出口，這應該非常好。

　　“營改增”需要進一步劃分，可考慮按行業分別收

　　李森認為，現在需要做的一些工作，或者需要進行的一些思考，就是“營改增”以后，政府間財力怎么進行劃分將更加科學合理一些。因為目前的分稅制已經出現了這樣一種格局，就是財權上收、事權下放，轉移支付也存在一些問題，特別地方財政很多困難。現在實行“營改增”以后，可選擇的思路有這樣幾個：一個是“營改增”以后，增值稅在中央和地方之間劃分的時候，可不可以考慮按照行業，就是原來征營業稅的那些行業征的增值稅是不是可以考慮劃給地方政府，原來征增值稅的那些行業可以繼續給中央？這是一個思路，但是別的國家好像還沒有類似的做法。這樣做的話到底會產生什么影響，還有待進一步研究。另外一個辦法，就是對增值稅的分配比例進行調整，現在75%歸中央，25%歸地方。這樣把營業稅改成增值稅以后，地方收入受到影響，如何把增值稅的分成比例在中央和地方之間合理的分割，也是一個亟待研究的現實問題。

　　李森說，除了這樣兩個思路以外，還有給地方設置一些新的稅種，比如說開征房產稅，完善房地產稅制，未來也可以有遺產稅制的設計等等。但這都是涉及到比較長遠的問題。另外一個當務之急，就是必然帶來的影響，就是要加大政府間轉移支付的規模。因為“營改增”之后，收入變成了增值稅，地方因此而減少了收入，中央必須加大對地方的轉移支付，否則地方政府的職能實現將遇到障礙。

　　所以說現在“營改增”以后，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之間的財政分配關系，到底應該怎么處理和協調，實現集權和分權的均衡，調動激發中央政府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也能發揮地方政府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這是一個亟待解決的現實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