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是中華民族拯救民族危亡的偉大的民族解放斗爭，是反對日本法西斯肆虐和荼毒人類、維護世界和平的正義戰爭。中華民族在為國家主權、獨立和尊嚴而戰的過程中，堅決阻擊、沉重打擊和極大消耗了日本帝國主義，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作出重大貢獻。這是一場實力懸殊的生死之戰，是一場正義與邪惡的殊死搏斗，是為中國戰同時也是為世界戰的戰爭。中國在積貧積弱的情況下與強大而野蠻敵人的浴血奮戰，贏得了國際社會的普遍贊譽和同情。在中國人民開展的無比壯闊的反法西斯戰爭中，涌現出大批援助中國抗日戰爭的國際友人。
國際友人對中國抗日戰爭提供的援助
國際友人支援中國抗日戰爭的活動，主要呈現三種情況。
一是通過各種途徑推動和發起對中國抗日戰爭的支援。如以季米特洛夫為代表的共產國際，從“九一八”事變起就一直大聲疾呼，號召全世界無產階級、政黨和社會團體運用各種形式支援中國的抗日戰爭，許多國家的共產黨也開展了同樣的活動。柯樂滿等“世界學生保障和平自由文化聯合會”（簡稱“世界學聯”）代表團，1938年來華考察中國抗日戰爭后，推動“世界學聯”組織一個宣傳團體到美國、英國、加拿大、法國、比利時、荷蘭的著名大學，宣傳中國青年的生活與抗日斗爭。美國反對戰爭反對法西斯主義同盟、美國勞工聯盟、“美國不參加日本侵略委員會”等，都曾大力促使美國政府和國會采取有利于中國抗戰的措施，如對日禁運軍需品等。英國民權保障會發起成立“援華會”，開展聲援中國、抵制日貨的運動；英國“國際醫藥援華會”組織了國際紅十字醫療隊。法國民間成立多個援華組織，如中國人民之友社、法國援華委員會等，并推動法國一百多名議員在議會中組織援華集團。國際運輸總工會及其下屬的各國工會，發起對日貨的抵制和拒絕運送軍火原料至日本的運動；著名學者杜威和愛因斯坦、羅曼·羅蘭、羅素、甘地共同簽署發表譴責日本侵略中國、呼吁斷絕日本經濟合作的宣言，等等。
二是代表政府做出或執行援助中國抗日戰爭的決策。如“七七”事變后的蘇聯領導人斯大林，和中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提供中國急需的軍械武器和派遣軍事顧問、援華航空隊援助中國；太平洋戰爭爆發前的美國總統羅斯福、英國首相丘吉爾，都曾做出有利于或援助中國抗日戰爭的決策。還有一批執行各國援華抗日決策的官員，如美國駐華大使詹森、高斯，中緬印戰區美軍總司令史迪威和派駐延安的美軍觀察組等；蘇聯駐華大使潘友新和蘇聯軍事顧問團的朱可夫、崔可夫等； 英國駐華大使卡爾、薛穆和英國軍事顧問團等。據1939年重慶官方公布的統計數據，當時常駐重慶的外國人有1129人，其中英國人最多，有329人，美國人次之，有168人，蘇聯人有163人，這些外國人員包括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外交、商務、醫務、教育等各個方面，尤以外交、軍政人員為主。
三是直接介入和幫助中國人民進行抗戰。斯諾、斯特朗、史沫特萊、尼姆·威爾斯、詹姆斯·貝特蘭、漢斯·希伯、白修德、田伯烈等大批新聞記者以及美國海軍軍官卡爾遜和美軍觀察組成員等，深入中國抗日第一線采訪，把日本帝國主義的暴行和中國人民英勇不屈、浴血奮戰的真相，報道給全世界和相關政府。加拿大美國醫療隊的白求恩、帕森斯大夫和瓊·尤恩護士，印度援華醫療隊的愛德華、巴蘇華、柯棣華、木克華、卓克華，由來自波蘭、捷克、德國、奧地利、羅馬尼亞、匈牙利、保加利亞和蘇聯等8個國家21名醫生組成的國際援華醫療隊，以及美籍醫生馬海德，加拿大的布朗、麥克盧爾、哈利生，新西蘭的霍爾，德國的漢斯·米勒，奧地利的傅萊和羅生特，朝鮮的方禹墉等，或到前方診治傷病員，或協助訓練醫務人員和傳授醫術，或參與籌設醫療機構。法國醫生貝熙業冒著被日軍捕殺的危險，頻繁設法把寶貴的藥品運送給中國抗日游擊隊。一些國際友人還積極參加中國的各項建設，如發起“工業合作社”運動、開展經濟救亡的路易·艾黎、喬治·何克、賴普吾、普艾達等；參加中國科技教育和交流工作的李約瑟、林邁可、班·威廉和克蘭爾夫婦等；參加抗日文化建設的鄭律成、尤里斯·伊文思、羅曼·卡爾曼，保衛中國同盟的國際友人克拉克女士、諾曼·法朗士教授和愛潑斯坦等；投身中國抗日斗爭的野坂參三、鹿地亙、池田幸子、綠川英子、尾崎秀實、中西功和“在華日本人反戰同盟”，奮戰在敵后抗日戰場的朝鮮義勇軍。有的國際友人還在危難中盡力救助中國難民，如由世界紅十字會聯合中國紅十字總會等成立的上海國際救濟會，創辦上海“南市難民區”、救助大量難民的法國天主教神甫饒家駒。以約翰·拉貝和約翰·馬吉為首的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及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委員會的成員，在日軍瘋狂制造南京大屠殺之時，保護了數十萬中國難民。美國醫務工作者艾倫·R·鮑因頓在武漢救助兩萬多難民。還有聲援中國抗日戰爭的印度國大黨首領尼赫魯等。他們中的一些人，把寶貴的生命貢獻給了中國的抗日戰爭，如白求恩、柯棣華、希伯，蘇聯志愿空軍隊的大隊長庫里申科、拉赫曼洛夫和“飛虎隊”的美國軍人等。
國際友人援助對中國抗日戰爭產生的影響與作用
第一，增強了中國人民抗擊日本侵略者的實力。中日國力、軍力十分懸殊，日本是帝國主義國家，是世界強國；而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是備受帝國主義欺凌的弱國。日本在軍力、經濟、科技等方面占有絕對、壓倒性的優勢。國際友人從醫療、物資、技術等方面支持中國，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中國抗日戰爭的不足，解決了一定程度上的困難；特別是軍事方面的援助，增加了中國抗戰的力量，更是直接對日本侵略者的打擊。對日本的禁運、對日本侵略的譴責和限制，都是對中國抗日戰爭的支持，鼓舞了中國人民的戰斗意志。
第二，推動世界大國對中國抗日戰爭立場和政策的轉變。眾所周知，國際社會對日本侵略中國的遏制和對中國抗日戰爭的援助，經歷了一個復雜和曲折的過程。而在這個過程中，國際友人對日本侵略中國的強盜行徑、戰爭犯罪的揭露，對中國人民英勇抗日業績的報道，對中國抗日戰爭的世界意義和日本帝國主義危害全世界的宣傳，在促進更多的人警惕和奮起，影響一些國家的民眾進而影響其政府轉變政策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比如1937年8月29日，美國反對戰爭反對法西斯主義同盟上書美國國務卿赫爾，要求“改變美國觀望政策”。11月5日，美國勞工聯盟領袖勃勞特在演說中強烈批評美國政府對日本侵略的縱容政策：“如果我們默許日本帝國主義，以其全部新銳的武器來對付中國民眾而毫不牽制它，那么，我們實際上是在幫助日本侵略，并給美國種下禍根。”
第三，鼓舞了中國人民堅持抗戰的意志和斗志。太平洋戰爭爆發前，中國進行了10年的局部抗戰和4年多的全面抗戰，獨立奮戰，艱苦卓絕。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建立后，中國抗日戰爭在有力支援美英“先歐后亞”戰略和配合太平洋戰場的過程中，仍然艱苦卓絕。而國際友人長期的支持，無論是實質性的還是道義上的、政治上的還是經濟上的、直接的還是間接的，都使處于水深火熱、浴血奮戰的中國人民感受到了朋友之誼、同志之情，在鼓舞中國軍民士氣、增強抗日斗志方面，具有重要的意義。特別是在協調盟國關系、調解國共合作問題等方面，國際友人的支持都發揮了特殊作用，使中國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結合更緊密、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作用更突出。
第四，向全世界介紹和宣傳了中國共產黨。繼美國記者斯諾之后，一批又一批的西方記者、學者、傳教士和美國海軍情報官埃文斯·卡爾遜，涌入延安和敵后抗日根據地，大量采訪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及其抗日武裝、抗日斗爭，“其結果是帶來了大量前所未有的關于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第一手材料和對中國共產黨極為豐富的公開贊譽”。把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八路軍、新四軍和敵后游擊戰爭的戰績與巨大威力，在全世界的范圍內進行了廣泛的傳播，展示了中國共產黨的形象，擴大了中國共產黨的影響，甚至影響到一些國家的決策層，如美國海軍情報官卡爾遜幾乎每個星期都寫信給羅斯福，報告他在中國的見聞。羅斯福曾說：“卡爾遜的信件激起了我的想象力，描繪了一幅展示游擊戰價值的扣人心弦的圖景。”羅斯福還閱讀了斯諾的《西行漫記》，三次約見斯諾了解中國抗日戰爭和中國共產黨的情況。
第五，國際友人對中國抗日戰爭的深切同情、大力支持、積極幫助（有的甚至獻出了寶貴的生命），對戰后的中外關系產生了深遠的思想和歷史的影響。
中國人民永遠銘記幫助中國抗日戰爭的國際友人
支援中國抗日戰爭的國際友人，是一個頗為廣泛的群體。他們遍及世界許多國家，人數眾多，其中有政府官員，有社會知名人士，有教育工作者，有作家、記者，有醫務工作者，有實業界、宗教界人士，有軍人。他們的出身、職業不同，人生信仰和對中國的看法不盡一致，甚至來華、援華的目的也不同，但他們有一點是共同的：在中國遭受日本帝國主義野蠻侵略、處在危難和奮戰之時，幫助中國人民進行抗日戰爭。其中許多人千里迢迢甚至遠渡重洋來到中國，在戰火紛飛、危險艱苦的環境中，致力于有益于中國抗日戰爭的各種活動。他們的決策、援助和辛勤工作，體現出的對中國的情誼，幫助中國的精神和業績，和中國的抗日戰爭緊密地融合在一起，成為中國人民永遠珍惜、不能忘懷的歷史記憶。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2014年9月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69周年的講話中，對此的論述完全反映了中國人民的心聲：“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進程中，蘇聯、美國、英國等反法西斯盟國為中國人民提供了寶貴的人力物力支持。朝鮮、越南、加拿大、印度、新西蘭、波蘭、丹麥以及德國、奧地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日本等國的反法西斯戰士直接參加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我們不會忘記給予中國人民道義和物質等方面支持的國家和國際友人，不會忘記在南京大屠殺和其他慘案中為中國難民提供幫助的外國朋友，不會忘記同中國軍隊并肩作戰、冒險開辟駝峰航線的美國飛虎隊，不會忘記不遠萬里前來中國救死扶傷的白求恩、柯棣華醫生等外國醫護人員，不會忘記真實報道和宣傳中國抗戰業績的外國記者，不會忘記在中國戰場上英勇獻身的蘇軍烈士！中國人民將永遠銘記各國人民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作出的寶貴貢獻！”
（作者系中央黨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