騎牛與騎驢，只要不違法，不過是一種自由。但把這個方式崇高化，等同于“踐行國學”，則未免有些滑稽。魯迅愛坐小汽車，陳寅恪愛吃面包，生活習慣而已，并未影響他們研究國學。杜甫的好朋友房琯在平定安史之亂時，就模仿春秋戰國的典故駕著牛車出來與敵軍作戰，結果敵軍縱火，嚇得牛四散奔逃，唐軍大敗，人畜相雜，死傷無數。這則故事說明：其一，不要盲目拘泥古代；其二，牛是易受驚的動物，安全起見，還是要小心“駕駛”。
但不可否認的是，像這位父親的做法，如今卻并不鮮見。一些所謂國學培訓機構、國學講師，特別愛在形式上煞費苦心。甚至不惜搬出三叩九拜、戒尺板子等與現代文明格格不入的物件，美其名曰“弘揚國學”。
究其原因，大概是學其形式遠比探其內涵真諦的門檻要低得多。比如灌輸三叩九拜，有人問“為什么”，只消說一句“古人如此”，省卻多少說理與論證。只是，國學如果停留在如此淺層次的形式復古，無異于買櫝還珠，甚至會把國學弄成與現代文明相對抗的姿態，凡事不問好壞對錯，一切以東西古今劃界。凡是古人的都是好的，哪怕騎驢；凡是現代的都是“非我族類”，都該保持距離。如此下去，國學非但不會被這些人發揚光大，相反可能會走入狹隘化、極端化、邊緣化的境地，鉆進狹小天地里孤芳自賞，與文明發展割斷脈絡，把自己變成了一塊“化石”。
現如今，社會上把國學形式化的傾向越發常見，這也從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價值的迷茫。其實，國學是個非常豐富龐雜的體系，幾乎任何理念都可以在其中找到理論依據。關鍵是需要有一個順應人性、符合現代文明的判斷依據。讓國學更好地嵌入生活，可不是騎驢趕牛車這么浮光掠影的復古返祖，而是通過國學，使人們的精神世界能夠更加自如開張地伸展，通往人的全面發展，而不是越發得狹隘，對新生、外來事物充滿敵意。
理學家程顥有這么一句詩：“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國學，應當讓人通向這樣博大曠達、云淡風輕的境界。
（摘編自7月5日《光明日報》，原題為《“騎牛上學”并非國學真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