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鄧海建
據香港大學的研究報告，在2002至2011年間，中國的年平均自殺率下降到了每10萬人9.8例，降幅達到58%，已跌至世界最低行列。其中最大轉變在于35歲以下農村女性自殺率減少了90%。專家對此稱為詭異現象，“歷史上還從未有哪個國家的自殺率出現過如此迅速的下降”。（7月23日《中國青年報》）
生命彌足可貴，自殺率陡降自然是好事一樁。此前，英國著名雜志《經濟學人》也曾刊文披露，“近10年來，中國自殺率降低一半，達到世界最低水平之列”；再往前，根據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景軍2011年的論文，“盡管全球自殺率在過去45年上升了60個百分點，但中國的自殺趨勢卻與之相反呈明顯下降趨勢。2009年全國自殺率為每10萬人7.95人，這已明顯低于全球平均水平（14/10萬）。”中國自殺率走低，基本是確鑿的事實。
只是，這又是一個糾結的事實：一方面，中國人勤勞而壓力大，是自古而然的事。早在1894年，在中國度過半個多世紀的美國傳教士明恩溥就曾撰書了《中國人的臉譜》一書，“從早到晚善于勞作幾乎成為每個中國人的特質”。及至2013年11月，《小康》雜志在世界各地的中國人當中開展這一調查，共2013人參與。彼時，中國人的最大年度感受就是“累”：有人“身累”，有人“心累”，有人“特別累”，還有人“越來越累”……按理說，中國人的心理危機狀況并不樂觀。另一方面，正如專家所言，我國未曾為降低自殺率而推進心理健康服務，也并未動用官方手段對避免自殺進行大規模宣傳干預。“這種下降不是建立在精神衛生科學的醫生、設施等增加的基礎上的。”這話說得不太客氣，也是不爭的事實。譬如在我們身邊，確實很難找到大型專科精神病院以外的精神衛生服務機構。
于是，陡降的自殺率只能從“意外”處尋找原因，譬如中國的城鎮化進程。尤其是農村婦女，自殺率降低被認為和城市化推進密切相關。香港大學的研究報告認為，“最大一個原因是她們遠離了以往在農村唾手可得的農藥。”此外，進城打工也使她們離開了以往來自農村的家庭糾紛，比如就學、就醫、飲食、家庭內部勞動分配、婚姻及財產繼承。這樣的分析，仔細咂摸一下，其實散發著某種不宜深究的悲情意味。因為，依照法國社會學家艾彌爾·涂爾干的流行理論，城市化、現代化和社會經濟發展將導致社會成員相互疏遠和更高的自殺率。那么，為什么中國的城鎮化反倒成了自殺率的克星？這個問題回答得更直接一點，就是農村婦女進城不是一個正常的安身立命的過程，而是因為戶籍藩籬、房價門檻等，需要為底線下的權益與保障而拼盡全力——如此一來，再無閑情逸致去思考生死命題。
一言蔽之，中國自殺率的降低，是以新市民權益與自由遲遲得不到保障為事實前提的。
這盡管不是制度設計有意為之，卻客觀上緩和了公民心理危機走向極端化的進程。不過，隨著全面深化改革大幕啟動，中國的“城市化、現代化和社會經濟發展”也必將走向正態與健康，那么，自殺率還會延續詭異的陡降之勢嗎？
叔本華說，“當一個人對生存的恐懼大于對死亡的恐懼時，他就會選擇自殺。”減少民眾的生存恐懼，這不只是一個情感問題。遺憾的是，“當記者撥打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8個城市的自殺干預熱線電話后發現，不少已經變成空號”。在老齡化與社會轉型疊加的關鍵期，長遠而制度化的自殺干預，也許不能盲目樂觀于眼下略顯詭異的自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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