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績”和“民生”并非不可調和

　　江蘇徐州市賈汪區賈汪鎮泉西村即將要收獲的300畝麥子已被當地鎮政府強行鏟平建房，村民表示，“政府為啥不能推遲幾天呢，馬上就要收獲的麥子就這樣看著毀壞多疼人。”政府一官員回應稱，“上級領導要求我們明年5月份就要建好上房”，故時間非常緊張。(5月27日中新網)

　　政績當然是指官員在執政時辦出的成績。中國歷來重視地方官員的政績考核，《尚書 舜典》記載:“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最早在戰國時代，政績考核就提上日程，當時稱為“大計”。歷代對考核標準也多有探索。唐代考核標準分為考德的“四善”和考績的“二十七最”；宋代“磨勘”制度，重年資而輕政績。從古至今都重視政績考核，對于官員，本應當是一種“監督機制”和“激勵機制”，希望他們能夠更好地造福百姓，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讓老百姓們安居樂業。

　　但是，在長期的發展的過程中，政績的考核卻出現了“異化”，演化成了一種官場“潛規則”，“惟上不惟下”的風氣盛行。官員們都很清楚要想平步青云，要想升官發財，自己的上級是萬萬不能得罪的，他們的話就是圣旨，即使一百個不愿意，也要強顏歡笑，服服帖帖地去把事情按質按量地辦好。當上級的命令和民生發生矛盾的時候，孰重孰輕也就心知肚明了。

　　就如江蘇徐州市賈汪區賈汪鎮泉西村即將要收獲的300畝麥子已被當地鎮政府強行鏟平建安置房的事件。“十六大”以來，政績考核標準發生了重大變化，資源浪費備受關注，資源節約成為新指標。《綜合考核評價試行辦法》指出不再以犧牲環境換政績，環境保護成為新指標，同時，民生也體現政績，公共服務成為考核的重點內容。那些急于“毀麥”建房的官員是不是在公然違背行政法規的規定呢？難道白白地浪費300畝麥子是在節約資源？再者，國土資源部提出“保經濟增長、保耕地紅線”行動，堅持實行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18億畝耕地保護的紅線不能碰。300畝的耕地是否在紅線范圍內，對可持續發展是否有利，還有待商榷。

　　再者，官員毀壞麥田的目的是建立安置房，安置房也是一個民生工程，那為什么麥田就沒有安置房重要呢？這就讓我想到了一個佛家的故事，一個婦人想要再生一個兒子，但是佛祖告訴她，她想再生一個兒子就必須殺掉現在的兒子，于是這個婦人毫不猶豫地殺掉了自己的兒子，去孕育自己下一個孩子。也許大家都覺得這個婦人很愚蠢，但是鎮政府的行為就與其有異曲同工之處，既然都是為了民生，都是造福百姓，為什么不能等個十來天，而要那么急于求成呢？

　　官員的愚蠢行為也有其深刻的社會原因，改善民生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整體推動，循序漸進，不像圈一塊地皮，搞幾個項目那樣易見成效，不像抓GDP那樣“立竿見影”，這是某些官員漠視民生的一個原因。考察政績，經濟發展狀況無疑是重要的內容，但是在目前的財稅體制下，只有GDP的增長，才能使地方得到更多的財稅收入，于是就大抓狠抓GDP。所以，人民的生活水平是否提高，人民幸福指數是否提高，政府官員都無暇顧及，最大大程度的提高GDP，把自己的政績搞上去才是“硬道理”。官員稱：“手續合法，按照條文執行，有關補償費已經賠付”，表面上看上去合理，但是“合情”嗎？老百姓辛苦勞作一年，在即將收獲的時候，勞動成果毀于一旦，讓他們情何以堪？而且，補償費是強行賠付還是出于自愿？賠付的只是一年的損失還是長遠的利益？諸多疑問都顯示出“政績”往往與“民生”背道而馳。

　　“政績”和“民生”并不是仇人，“兩人”見面不一定要分外眼紅，只要官員建立科學的政績觀和可持續發展的觀念，切身地考慮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不急功近利，就能把“政績”和“民生”有機統一起來，服務于民的時候，也得到真正有價值的“政績”，實現雙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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