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給失地農民建立社會保障體系，要不了幾年，這些村子肯定會出問題。”

　　“我們現在是‘三不人民’：不是農民，沒有土地；不是市民，沒有社保；不是居民，沒有低保。城中村改造給了我們一筆錢，但這筆錢看上去熱鬧，卻不中用。”云南省昆明市盤龍區金辰街道辦事處的二十多位村民代表24日聚集在一起，七嘴八舌地商討城中村改造后失地農民的保障體系如何建立等問題。

　　金星社區居委會之所以舉行這么一個特別的座談會，緣于昆明市人大代表劉洪啟的一份議案。

　　在今年1月中旬召開的昆明市第十三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剛當選為昆明市人大代表的劉洪啟聯絡13位市人大代表，提出關于建立城中村改造失地農民社會保障體系的議案，引起會議主席團的重視，并被列為擬作建議、批評和意見處理的議案之一。

　　劉洪啟早在2008年就開始關注城中村改造失地農民的可持續發展問題。據云南省相關文件規定，從2008年1月1日起，城中村改造范圍內的失地農民全部轉成城鎮戶口。但在劉洪啟看來，農民身份的改變，并未給他們帶來社會保障待遇的實際轉變。城中村改造后，集體土地以貨幣補償方式一次性被征收，農民完全失去了土地。由于農民普遍缺乏相應的生產技能，很容易陷入“種地無田、上班無崗、低保無份”的困境。

　　劉洪啟認為，農民失去土地后，既沒有退路也沒有出路，不但難以順利轉變為城鎮居民，還有可能成為社會不穩定因素。因此，針對不同年齡階段為失地農民建立起以養老、醫療等為重點的社會保障體系，切實保障失地農民的利益很有必要。

　　城中村改造時，開發商已經對失地農民進行了補償，為什么劉洪啟還要提出建立社會保障體系呢？

　　按照劉洪啟的說法，昆明市一些地方的失地農民在拿到征地拆遷補償款后，由于不懂得如何理財，幾下就把補償款揮霍一空。因此，有必要為失地農民建立社會保障體系。

　　劉洪啟告訴記者，他認識的一家兄弟倆，拿到了幾十萬元補償款后，沒有先買房子，而是花30多萬元買了輛轎車。兄弟倆整天開著轎車到處晃悠顯擺，幾年時間，積蓄就花光了，不得不把車賣掉。此外，還有些職業賭棍專門找拿到補償款的失地農民賭博，很多人的征地補償款被職業賭棍算計得一干二凈。劉洪啟認識的一位家住官渡區的劉姓朋友，拿到了近百萬元的征地補償款后，被幾個幾個朋友邀到電玩城里玩電子游戲，不到半年時間，近百萬元征地補償款就輸了個精光。

　　“除了賭博、任意揮霍之外，還有一些人拿到補償款后，生活腐化墮落，要不了多久，也要變成窮光蛋。”劉洪啟說，他所了解的一個村子，正是由于沒有用好征地拆遷補償款，導致近三分之一的失地農民連吃飯問題都無法解決，“幾乎到了討飯的地步”。

　　因此，在劉洪啟看來，失地農民的征地拆遷補償款不能全部發放到農民手里，應由政府部門牽頭，籌集專項資金，為失地農民購買醫療保險、養老保險等“五險一金”。即由政府從土地出讓金中撥出部分，為農民支付保險金總額的40%，再由集體從土地補償費中拿出一筆錢補助保險金額的30%，失地農民個人承擔不高于保險總額的30%，這樣，失地農民的后顧之憂就解決了。此外，還應對失地農民進行就業培訓，引導就業，扶持創業，使失地農民真正過上城鎮居民的日子。

　　對于劉洪啟“授之以漁”的“理論”，金星社區居委會馬家營居民小組的何玉瓊、余會瓊等人十分贊同。用何玉瓊她們的話說，征地拆遷補償款看上去很熱鬧，但卻不中用。

　　何玉瓊告訴記者，昆明的城中村改造，很多人一下子拿到上百萬的補償款，外人看上去，這些人很有錢，但仔細算一算賬，這些錢卻不中用。余會瓊說：“我們希望政府能牽頭，我們自己也付一部分錢，買養老、失業、醫療等保險。要不，失去了土地，房子被拆，沒有房租來源，又沒有能力干其他工作，真不知道如何過日子。”

　　據劉洪啟介紹，昆明市盤龍區金星社區共有居民2545戶5613人，絕大多數居民都跟余會瓊一樣，收入來源一是集體資產收益分配、二是收取房屋租金，少部分居民做小生意、打工。2010年，整個金星社區房租租金收入1300多萬元，小區物業管理收取綜合服務費580多萬元，利用小區物業管理模式還解決了560多個被征地后剩余勞動力的就業問題。現在，大家的收入都還不錯，但一旦啟動城中村改造項目，村集體資產收益和房屋租金將不復存在，5000多人的吃飯問題馬上變成一個棘手的大問題。

　　“如果不給失地農民建立社會保障體系，要不了幾年，這些村子肯定會出問題。”劉洪啟說，失地農民社保體系亟待建立，同時也要對失地農民進行就業培訓，“授之以漁”顯然比“授之以魚”要有前瞻性。(胡遠航)